回望历史, 上溯大唐, 下至大清及民国时期，历代典籍均清楚地记载: 氐族是中国境内一个有名有姓的少数民族，与羌族齐名, 因为地域文化接近, 常被并称为氐羌族, 在国际汉学及世界史学界亦被广泛认同,是在上古时代，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中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 华夏版图上最早的先民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中国卷，美国哈佛大学的《东方文明史》，以及其它欧美的权威亚洲史版本里也都详尽叙述了这一华夏氐族的客观存在，但是令人诡异的是，在上世纪1949年以后，氐族从中国民族学, 社会学分类中突然消失了，被政令强硬划为藏族的一个分支，从此销声匿迹。追根溯源，这一导向来自于孝通先生早期撰写的《甘南藏族》考察报告，在过往的大半个世纪里，误导了氐族历史在现代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正确书写。
费文将生活在川甘交界地区白马山沟里的氐族人笼统地称为“白马藏族”，源于这一带为藏地,汉藏杂居, 为便于行政区划管理, 颇合京城官吏的心意,遂编入方志和正史, 没想到从此以后, 以讹传讹。国内御用学者中有藏学专家任乃强先生等也为之捧场,穿凿附会，煞有介事地在藏文化中寻找其源流的依据。然而，他们的假说多为断章取义,为政治服务, 经不起客观历史的验证, 实在不靠谱,只能说是伪作。其实, 这是一个涉及到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 识别与认同的课题, 与汉民族的历史关联，意义重大。如果今天的学问家尊重历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以梳理, 不为威权者讳, 并不难破解这一遗留至今的历史密码。
这让我联想起了上世纪1949年以后, 许多所谓学术大家为新生政权的阶级恶斗服务,不惜扭曲自己的人格, 指鹿为马, 淮橘为枳,再也写不出脍炙人口的美文, 再也做不出恪守历史脉络的学术文章, 晚年的胡适先生在台湾,隔着海峡, 常常为之唏嘘不已, 他怎么也难以理解,留在大陆的那么多矢志学问的同道学人, 现代知识分子, 何以噤若寒蝉, 何以阿世献媚,失节于威权的高压? 何以舍弃自己的抱负与良知, 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与治学操行?
近年来，笔者因为学术兴趣使然, 有幸结识了不少从海外去到四川的西方学者和博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印度和以色列的几位女硕士生,以研究佛教东渐或华夏先民与《圣经》记载的<出埃及记>民族大迁徙关系为毕业论文题目, 他们先后远涉重洋,深入实地，常年蹲在四川平武县白马山谷里，与山寨村民同吃同住，甚而风餐露宿,不辞辛苦, 在每一片森林里, 在每一处原始洞穴里,在每一块山崖巨石上爬梳, 寻访世界文明与人类历史演变的遗韵，根据考察与研究结果，撰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与博士论文。若以部分国内学者作为观照,仅仅通过查阅到的一点零星的文献资料, 或引用本身就是误导读者的学术伪作, 从中断句生义, 然后坐在学术研讨会的大厅里, 对此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海外学人治学的详实与严谨态度令我感喟不已！
我们不是藏人, 请听氐人在述说
We Are Not Tibetan, A Verbal Speech from Di People
多年前，笔者有幸结识了氐族部落的老大，林珠塔先生（汉语拼音），一位地道的氐族人, 与之常有交流，并多次作为好友, 应邀前往川甘地区的氐人聚居部落考察。目睹并见证了氐族不同于藏族的客观依据；首先口头言语(Verbal Speech) 不同，氐人方言，俗称“白马话”，为藏人所完全听不懂，因为截然不同,至今两个民族之间尚无法用语言交流。更为珍奇的是，氐人至今还保存着祖先流传下来的近400个文字符号, 写在羊皮卷上, 笔者亲眼所见,惊为“天书”，笔划与书写方式与藏文毫不搭界，风马牛不相及, 真不知费孝通先生们的“白马藏族”之称谓从何说起?
数千年以降, 氐人与藏人的民俗更是不同，举例说，用羊毛编制、插着雉鸡羽毛的沙尕帽，是目前服饰上最能显示出氐人与藏人不同之处。按照氐人祖上流传下来的说法，那几根野鸡羽毛对于氐人来说，有着特殊的警示与纪念意义。据说远在大汉三国时期，长安以西，秦州以南，松潘以东，汉中以北，以武都为中心的地域一直是氐人统治的范围。后来，氐人与蜀汉发生战争。一天晚上，战争的疲劳让氐人守军在防御上松懈了，蜀汉开始夜袭，就在蜀汉军即将接近氐人城池时，突然一声鸡鸣，叫醒了守军。于是蜀汉军的夜袭失败了。为了纪念这次战争,保证自身利益与安全，当时的氐人遂将雉鸡羽毛插上了自己族人的帽子，以白为贵,红黄次之, 以示后人要保持时刻警觉, 没想到代代相传,竟成了氐人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Icon)。氐人流传了千年的民间传说, 应当得到尊重。
关于氐族女性头戴毡帽，则更有讲究, 毡帽上有显著标识，插上一根羽毛为闺中姑娘，二根羽毛为已有婆家定亲，三根羽毛为已出阁，成为人妇。其实,这与汉族女性服装上的绣球, 香包, 肚兜等民俗饰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氐族的婚俗习惯为部落之间嫁娶，多年来不与藏汉通婚，这一民俗也是藏族妇女所从未经历过的，却与临近地区的羌族民俗有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氐人从不认同与藏人是同宗同族,作为汉族学者, 费孝通先生们怎能昧着学术良知而随意“指鹿为马”,迎合威权的需求?
林珠塔先生告诉笔者: 在雪域高原的西藏民俗里, 牛历来被奉为圣物,作为图腾, 受到藏人的顶礼膜拜, 从不杀生,然而这一习俗在氐人部落里则不存在, 逢年过节, 或有尊贵的客人来访, 氐人便杀牛宰羊,琼浆玉液以迎之, 也是藏人所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习惯。由此可见, 费文中的“白马藏族”一说确实名不符实, 完全是误读。
更为重要的依据是, 氐人与藏人的信仰截然不同, 藏人信奉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从孩提时代起就已刻骨铭心, 尊历代班禅和达赖为精神领袖,而且具有一整套宗教崇拜的生活方式, 比如转经, 念经, 烧香,磕长头等等, 并以旗幡作为图腾与文化符号, 所有这一切藏传佛教的仪礼,在氐人的生活中则完全缺席, 他们和汉民族一样, 数千年以降,除了民间的信奉与祭祀, 对神明的膜拜, 可以说是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从这一精神层面来解析, 氐人与藏人泾渭分明, 说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应该不是妄语。
白马藏族, 一个误用的词语
Baima Tibetan: A Misnomer
长期以来，“白马藏人”一说因为费孝通先生的误导,在史学界以及川甘交界地区民间广为传播, 旷日持久, 深入人心。如今, 当地年轻的白马人经常自称“贝”，即藏人，甚至将白马二字误译成藏文“藏兵”，认为自己的祖辈就是藏族军人,也自认为是藏人, 但是可能从未仔细想过, 他们不信奉藏传佛教,不懂藏话, 不遵从藏人的生活习俗, 与藏人的过往历史截然不同,怎能认同自己的藏人身份? 实在是大千世界中一件滑稽得离谱之事, 实在是历史的(paradox)侼论与反讽, 看来与费孝通先生的早期<甘南藏族>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为政治所用, 编入官文,误导了整整一代人, 由此结下的酸果, 令人唏嘘。如今,年轻的白马人常年生活在群山怀抱中, 教育水平落后, 大多停留在小学生阶段, 因而对自身民族历史的认识十分肤浅与幼稚,已经不认同自己的氐人祖宗, 世态人生如此, 常让我感喟不已。
从学理的层面看, 似可理解费孝通先生的治学思路, 他研究现代中国民俗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路径，就是将民间文化、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对象从具体的时空坐标中抽取、剥离出来，其中掺杂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忽略民族语言与风俗习惯中的特点，鲜有关注民俗形成过程中的人做为主体的审美价值，因此，他的社会学及民俗研究的建构仅是泛民族的“民俗”景观。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他按照地域分隔民族, 比如“白马藏人”则成为他用来概括民俗不同景观的最好遁词。这一学术路径的确立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即20世纪以来进化论思潮对人类学、民俗学的影响有关。
从国际学术的大视野来看, 现代人类文化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说，始於大发现年代(the Age of Discovery)，当时因为殖民主义侵略, 欧洲文化与它者族裔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人对那些它者族裔文化都毫无区别地贴上”未”或”原始”的标签。到19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成为洲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达尔文在此之前提出的进化概念以及他的《物种源始》一书在1859年的出版，对这一项全球性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实,在20世纪初期, 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更加关注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和社会群体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 采用这种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以此现代方法论作为观照,不难看出费孝通先生当年在治学思路上盲区。在多元文化的语景下，我注意到氐人与藏人民俗差别较大,然而却与羌人似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对衣着服饰的共同价值取向,遂已成为现代社会审美趣味中的亮点, 可圈可点。
氐文明尚存, 薪火未灭
The Torch of Di Civilization Is Still On
按照氐人祖上流传下来的习俗，几与汉族相似, 比如说过农历春节, 在节庆期间，尤其是除夕夜, 族内年轻人便要围坐下来,倾听德高望重的耆英长者讲述过去的老故事, 那些世代流传的氐人生活习俗, 祭拜神灵的仪式与话语。然后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唱歌跳舞，庆祝丰收，祈福来年的吉祥平安。从远古到现在，氐人族内的规矩、习俗、仪式以及族内事迹，就是这样由老人向后辈口口相传。因此，农历春节既是所有族人每年团圆的时刻，也是族内老人讲述氐人生活习俗、婚葬以及祭祖仪式的神圣时刻。
2012年春节之后, 笔者再次走进了平武县白马山寨, 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班定文老人,他是唯一健在的耆英长者，已经有95岁高龄。近年来，山寨的老人陆续去世，还能传播氐人历史的人就只有他了。伴随着经济大潮涌入了这里的山寨,人心趋利, 年轻人忙着出外挣钱, 能够有心情来听老人讲述这些传统老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一晚,我与老人围坐在火炉旁取暖, 望着那松木嘎嘎地燃烧, 闻着那释放出来的阵阵松香,陷入了对氐人远古历史的遐思。
班定文老人说:“年轻人对先人的事迹都不感兴趣了，只喜欢流行歌曲，办事(仪式)胡来，唱歌也是胡唱了。”班定文说这话时，流露出对族内年轻人的不满。他说，今天的白马人根本就不是藏人,而是古代氐人后裔，老人家以氐人为荣，“我们信奉并崇敬自然神，以为万物有灵,山有山神、灶有灶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班定文老人说，在氐人的心中，他们对于世间万物永远存有一份敬畏。
班定文老人还告诉我, 过去每年正月十五，族内的“绘手”, 即管理、收藏“池歌昼”的族人会召集族内年轻力壮的人，面戴“池歌昼”、手持钢刀与拂尘，身穿羊袄，在鞭炮声中跳三步舞，三步一回头，到家家户户去驱邪降福。然后，所有族人不分男女老少,手牵手围成圆圈，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祈祷平安幸福。在他的眼中，氐人族内至今保留得最完整、最具有“氐文明”代表性的就是“池歌昼”与“沙尕帽”,其它节日与仪式已经消失了, 比如说刁羊节, 祭拜火神、水神、树神,家门口喷蒜末, 悬挂椿木等等, 如今回想起来都感觉很有意义，祭拜神灵的话语不仅有中国哲学的意理，而且还有感恩的心与谦卑的人生态度。
如今,“池歌昼”作为祖宗遗留下来的文明, 即每年正月十五祭祖驱邪的一种祭祖仪式,已经申请成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且与藏地文化毫无关系, 遗憾的是, 其他“氐文明”遗产，都已经在历史中消亡，氐族生活方式、居住习俗、婚葬文化等也似乎正在逐渐被现代社会所忽视，最后也似乎终将被汉族同化,是矣非矣, 悲凉之处, 氐人又能与谁评说?
万簌寂, 夜深沉, 我望着麦贡山唯一传承“氐文明”的老人，他正叭嗒叭嗒地抽着叶子烟,似乎在默默等待着他的传人出现。班定文老人的孤寂在麦贡山并不是偶然,他心里很清楚，如今先人传下来的文明怕是要丢失了。我深知, 氐人在接受外来文明的同时，逐渐也把自己传统的文明遗失，外来的文明吸引着氐人，也吞噬了氐人传统文明。我与班定文老人默默不语地用浅口大粗碗对着喝酒，大口啃着羊骨头肉，叹息之余，老人时而还哼上几句氐人的酒歌，粗犷的歌声回荡在黑黝黝的大山坳里,顺着夜风又像是传向了山外, 那现代文明的都邑, 那灯火斓珊的所在。
华夏先民, 他们从太阳西边走来
China’s Ancestors, Coming from the Very West
目前, 华夏子孙常将黄河流域奉为汉民族的文化摇篮, 是因为在上溯5000年的历史中,有无数传说以文字记载为证, 黄帝就是最早的华夏之邦统领, 可是如果再往前追溯呢?难道是无本之木吗? 依据欧美出版的<世界文明史>的各种版本, 距今上溯5000年至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即指公元前约3000年以前, 华夏之邦的黄河流域人还鲜有农耕文明的出现,而在同一时期的昆仑山走廊, 来自西域的许多游牧民族, 例如氐人,羌人, 突厥、匈奴、鲜卑、吐蕃、蒙古人等族群,就已经在那方广淼的土地上狩猎放牧, 繁衍生息了, 那年那月, 他们中的一部分继续东进,去到了黄河流域上游, 寻找新的家园, 落地而栖,男耕女织, 禾锄当午, 成就了后来的华夏农耕文明。
在上古时代，大约公元前3000年, 古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中，有一支游牧民族在西域高原上出现，亚述人将其称为“古提人”。他们对当时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王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一度推翻了巴比伦王朝，占领了巴比伦。但是他们在公元前2082年被苏美尔人征服，并从近代历史上消失。一些语言学家们根据在《苏美尔王表》中记载的古提王的名字，发现他们和此后中国西域的吐火罗人使用的语言十分接近，因此推测，古提人在逃离巴比伦之后，一路东迁，大约在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到达了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后代西方史学家称之为吐火罗人，而根据中国历代典籍记载，他们被称作大月氏人。
上世纪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发现, 即罗布泊小河墓地古墓群，二十一世纪初，小河墓地再次被中国考古学家发现，随后开始对小河墓地进行初步实验性发掘，发现了十几具至少保存了3000年之久的印欧人特征的木乃伊，大量原始宗教和祭祀文物以及墓地构建完善的防护木墙。由此证明，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前，古印欧人, 即吐火罗人已经大规模地迁徙到罗布泊一带，可称为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开发者。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之后，来自西域的游牧部落深入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和华夏文明取得了联系，中国古籍中将他们称为禺氏,或禺支, 禺知，他们被认为就是后来《史记》中叙述的月氏人。虽然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大部分西方汉学家都倾向于认为月氏人应该就是吐火罗人的一支，这是古印欧人迁徙浪潮中，延伸到最东面的一个史实。那年那月，各路游牧民族先后相互角逐，成则为王,败者为寇, 远走高飞, 经过了数次氏族部落大迁徙。因此, 不难理解战国人著《穆天子传》中的传说，西周穆王曾经来到过祁连山下黑水（即弱水）河畔的“禺知之平”，受到了月至人的欢迎，可以说这是月氏人第一次在传说中和华夏文明正面碰撞。
战国时期，月氏进一步强盛，赶走了居于今敦煌附近的乌孙人，统一了河西，正式建都昭武城。今张掖附近的“黑水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月氏都城昭武城的遗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月氏在河西的统治臻于全盛，它“控弦十余万”，统辖的部落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青海湖一带的湟水流域。迁徙的月氏人分为两支，少部分行动不便的月氏人，向东南方向迁入了甘南青海一带的羌人吐蕃人区域定居下来，并开始逐渐使用羌或者吐蕃人的语言，他们被后人称为小月氏。而月氏主力，则离开甘肃，穿过戈壁沙漠，沿着他们祖先古印欧人开辟的道路，向西逃亡，他们被称为大月氏。
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 我注意到今日生活在川甘地区的氐人后裔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小月氏人, 东进迁徙途中掉队的群体, 或是自动选择了留驻,他们在昆仑山脉的末端, 也就是秦岭周边山林里停顿了下来, 因为白马河流经这里,水草繁茂, 生态绝佳, 畔水而居,开始了新家园的生活，故以白马河, 白马沟命名自己为白马氐人, 顺应当地的人文地理条件, 似可认为合乎情理。
汉民族的历代典籍也记载了氐族为中国上古民族，居住在今昆仑山脉地区。东晋时，在北方和西北建立过仇池国、前秦国、后凉国。氐族自称”盍稚”, 魏晋以后，“氐”为它族对其之称。逐渐成为氐人自称。由于氐与羌相邻，先秦人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孔晁在《逸周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以鸾鸟”一语, 见证了氐族的存在, 囿于当时的文化视野局限,也只能这样记述, 似可理解。
不同于藏人的牛图腾, 氐人早期曾经以羝羊为图腾崇拜对象，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更，牧羊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羝羊图腾地位也就逐渐淡化。由此，图腾崇拜就逐渐让位给祖先崇拜和山神崇拜。实际上是万物有灵信仰的一种集中表现。随着岁月的变迁，如同大熊猫一样,仅在四川平武与甘肃文县还幸存着为数不多的正宗氐人后裔，他们沿袭着祖宗流传下来的生活习俗,如服饰，婚嫁、丧葬、祭祖等仪式，族内人交流也是的氐族口头语言,也与藏语毫不搭界。
在多年的潜心研究中，我注意到在四川成都近郊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与在欧美博物馆或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代巴比伦王朝时期的人物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厘清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来源提供了有利佐证。另外, 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挖掘出来, 至今藏在白果林成都博物馆地库里的几吨超长象牙, 从色泽, 尺寸, 以及碳生存年代来看,并以西域苏美尔文明时期出土的象牙作比照, 可以说十分接近。如此超长硕大的象牙, 如今早已绝迹, 如同恐龙, 只有5000年以前上古时期的象类种群才会具有。这或可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一个思路,是否可以大胆认为, 这是新石器时期经古丝绸之路传来的早期西域文明? 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早期氐羌游牧民族东进时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如今, 氐文明正面临濒危的状况并非偶然。因为太多的年轻氐人自己就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不待见, 他们向往的是现代城市文明, 氐人民俗的传承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日渐式微，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当下, 厘清氐族的历史沿革, 对华夏民族的文明源起,乃至世界文明的课题研究均有着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因此, 还原被误导的“白马藏族”历史, 为氐族正名, 为氐文明走出大山, 走近读者的视野,走向世界, 是为本文的写作初衷。
注: 本文部分个人图片为氐族出身的舞蹈演员央金措女士提供, 谨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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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30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Maple Ridge）枫林谷
【作者简介】
桑宜川:旅加四川人，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